建设前海就是“再造香港”

        借鉴香港体制优势，发挥香港国际经济中心的优势和作用，深化粤港紧密合作，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是创建前海深港合作区的目的所在。

　　改革开放30余年来，香港一直是祖国内地了解世界、学习市场经济、融入国际社会的最直接便利的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主要是内地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自由往来是香港与深粤乃至全国普遍采用、实施的合作模式，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引入港资、与港人合资以及港人独资是内地与香港合作的最基本的，一度也是最主要的方式。即便是CEPA的实施，也主要是向香港开放市场，以政策的优惠允许、鼓励港资参与内地市场竞争。应该肯定地说，与香港资金、物资、商品、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的往来，推动了祖国内地，尤其是深粤区域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加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而且带来了足以改变社会运行体制的竞争的繁荣，和建筑于共同价值理念之上的共同的发展。当然，与此同时，香港的体制和制度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选择，而没有作为社会发展的内生要素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法和决策程序与模式。“一国两制”下的深港直接合作区的创建，把借鉴香港体制优势的理念，变成为谋取更大发展的要素引入和为共同繁荣的现实选择。所以，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理解为技术、科学、工具、手段，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制度、体制、文化与文明。

　　香港社会向我们展示的是被实践检验、证明过了的，不断被人的试错教训所修正、完善过了的一套优质的政府机构框架及行政运作程序。香港在管理社会的功能及效率上、在政府的决策理念及程序上、在官员的服务意识及法制观念上、在政治生活的民主及平等的价值取向上，都非常值得以改革开放起家的深圳市政府学习与借鉴。

　　香港的体制优势，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向先进制度学习，有助于克服、避免转型社会的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无知、保守和低效率，比如，原有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及传统意识形态，会直接影响官员们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选择偏好，而先进体制的示范则可以使人们在短期内迅速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避开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从而提升对制度变迁的认知能力。再比如，转型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结果在利润最大化方面的短期努力会导致对持续无效活动的追逐（在制度制约给定时），而且即使它们会追求生产性活动，也可能会导致无法预期的结果。向先进制度学习，既可以消除制度变迁的时滞，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减少制度变迁中的包括服从心理和情感在内的无形损耗，同时还可以使政府在制度的变迁中走向成熟、理性并富有责任感和服务社会与民众的职业人价值取向。

　　深港合作区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在中国的集中表现。借鉴香港体制优势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学会“按国际规则打篮球”。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特在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上，而不是目标本身。中国特色是对人类文明的认同的过程，而绝不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